乌克兰寡妇守寡2年，深夜被中国小伙敲门唤醒：我白白苦熬了两年 我叫伊琳娜，今年四十一岁，在波兰卢布林一家食品厂上班，负责贴标签、查日期。我丈夫安德烈两年前死于车祸，儿子马克西姆十七岁，跟外婆住在乌克兰利沃夫。我租住在厂区附近的一间小公寓，窗台上放着丈夫留下的旧收音机。 马克西姆出生时，我二十四岁，和安德烈结婚一年多。孩子去外婆家，是他自己选的。他说学校熟，朋友也都在那儿。我每个月寄钱回去，视频时不提丈夫的事，怕他听了心烦。 我以为自己能把日子撑住。直到一个冬夜，有人猛敲我的门。 那晚我刚从厂里回来，鞋底带着雪水，外套还没脱，就听见门外有人喊：“伊琳娜，开门！管道漏水了！” 我拧开门锁，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站在走廊里。他戴着一顶红色毛线帽，手里提着工具箱，肩膀上落了雪。 “你是新搬来的？”我问。 “嗯，叫陈启明，三十岁，住你楼下。”他指了指天花板，“楼下墙上淌水了。我会修管子，先看看你家。” 我没让他进。他把手机灯打开，照了照门边的水痕。 “放心，我不碰你的东西。你在旁边看着就行。” 我看了眼钟，夜里十一点四十。厂里明天早班，我困得眼皮发沉，可水已经顺着门框往下滴。我让开一步。 那次他只拧紧了厨房水槽下的一颗螺帽，又用旧毛巾把地上的水吸干。临走前，他把螺丝刀收进箱子，说：“坏了再叫我。别硬撑，水管不认人。” 我听着有点不顺耳，还是说了谢谢。那时我不知道，他会在接下来两年里，一次次敲响我的门。 他搬来后，我们没立刻熟起来。第一件算得上好事，是他帮我把卡住的窗户修好了。那扇窗关不严，风一吹，窗帘就往屋里鼓。他踩着小凳子，把松掉的铰链拧紧。我在旁边扶凳子，手指冻得发白。 “好了，试试。”他说。 窗户关上，屋里立刻安静下来。我给他倒了杯热茶，他端着杯子站在门口喝完，还把杯子洗了。 过几天，我在厂里割伤了手指。他下班路过药店，顺手买了创可贴和碘伏。东西没往我手里塞，只放在门边，说：“你自己处理。红了就去诊所。” 那天我觉得，这人有分寸。 圣诞节前，他把一盒中国点心放在我门口。盒子上贴着张纸条，写着“太甜，可能不合口味”。我拿了一块，咬了一口，甜得皱眉，却还是把剩下的收进柜子里。儿子视频时看见了，问是谁送的。 “楼下的邻居。” 马克西姆说：“妈，你别总把人挡在门外。好东西放久了也会坏。” 我骂他小孩子管得宽，挂断电话后，却把那盒点心挪到了桌上。 后来，厂里改了班次，我常常夜里才回家。启明知道我走哪条路，也知道哪盏楼道灯坏了。他有时会在门口等我，把灯泡换掉；有时只发一条消息：“到家了吗？” 他也会讲自己的难处。他父亲在成都做过几年装修，腰伤后干不了重活。他来波兰先在餐馆洗碗，攒了钱才去学水电。房租、学费、家里的药费，哪一样都得算着来。 “我不是不想多休息，”他说，“停一天，就少一天工钱。我爸那边也等着药。” 我听了，没再拿他的夜班开玩笑。 可小事慢慢变味了。 有一次，他替我买了面包和牛奶，放到门口。我把钱递过去，他摆摆手，说就十几兹罗提。 “拿着。”我把钱塞进他外套口袋，“我不欠这个。” 他笑了笑，没争。隔了几天，他来借电钻，走时却把我的旧饭盒也带走了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看我常忘记吃饭，顺手装了热汤。 我没发火，只把饭盒拿回来，洗了两遍。心里有点不舒服。他对我好，我知道；可我不想每件小事都欠着他。 他倒没嫌我小气。有次他帮邻居修门，邻居给了他一袋苹果。他挑了几个大的送来。 “吃不完会坏。”他说。 “我不收。” “这又不是钱。” “那也不收。” 他盯着我看了两秒，拎着苹果走了。第二天，我在走廊碰见他，他没打招呼。我回屋后觉得自己话说重了，却没追出去。 没过多久，我在厂里晕了一下。护士叫来救护车，最后只是低血糖。启明听说后赶到诊所，手里还拿着一只没来得及摘标签的电饭锅。 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我问。 “厂里的人给我打电话。你填过紧急联系人。” “我什么时候填的？” “上次你摔了手，登记过。” 他把一杯温水递给我。我接过来，没喝。他站在床边，眉毛皱得很紧。 “你一个人在这儿，出事了怎么办？” “我不是有儿子吗？” “你儿子离得远。” 我一下把水杯放到床头柜上。杯底磕得很响。 “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” 他没再说话。那天回去，我把紧急联系人改成了厂里的同事。 再后来，他开始替我安排事情。周六下午，他说楼下邻居请吃饭，要我一起去。我说我得给儿子打电话，他说：“视频可以晚一点。” “不能晚。” “你每次都把自己放最后。” “那是我的事。” 他脸色沉了下来，拿起我放在桌上的手机，像是想替我把视频时间改掉。我伸手拿回来。他手停在半空，嘴里说：“我只是想帮你。” “你帮到这儿就够了。” 他转身走了。我站在厨房里，听着他的脚步下楼，手心一直出汗。 过了几天，他把我丈夫的旧收音机修好了。那台机器一直放在窗台上，后盖松动，天线也断了一截。我没让他修，是他看见我用胶带缠着
